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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恩贤:改革开放40年来高考政策变迁的反思与前瞻

分享人:安琪儿 来源:互联网 时间:2018-05-16 阅读:0

DOI:10.16298/j.cnki.1004-3667.2018.05.06

  摘要:高考制度恢复后一直处于变革与调整过程中,始终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问题完善升级,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阶段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持续转型升级的版本:以高中会考与标准化考试为核心特征的高考改革1.0(1978—1997年),以扩招、科目设置与命题方式改革为核心特征的高考改革2.0(1998—2009年),以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为核心特征的高考改革3.0(2010年至今)。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构建人民满意的高考制度,必须推进高考的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使高考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关键词:改革开放;高考;政策变迁

  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作为我国的核心教育制度之一,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丰碑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通过高考选拔出的一批批优秀人才,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高考的核心价值始终在于从制度层面保障人民群众公平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及高校人才选拔质量,这是高考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立足点。高考制度在恢复之后一直处于变革与调整过程中,始终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政策问题完善升级,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阶段性特点。改革开放至今,高考共经历了三次重大政策调整,其中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逻辑,蕴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现象变化及其演进规律。在当前新高考改革的大背景下,对高考政策的变迁进行全局性分析,尤其是对不同政策过程和不同政策环境进行全面回顾十分必要。鉴于此,本研究以改革开放以来重大事件发生或重要文件发布的关键节点为界,以政策问题、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的逻辑过程作为分析框架,对决定高考历次转型升级的重要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梳理,对政策执行过程进行全面反思并进行前瞻性探索,为新高考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借鉴。

一、高考改革1.0(1978—1997年):

高中会考与标准化考试

  政策问题是指有待实现的需要、价值或机会,不论其是怎样确定的,都是可以通过公共行为实现的。虽然高考制度在1977年恢复之后取得了巨大成效,整个社会风气为之大变,但其中的一些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考试是检验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1981年11月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严肃批评了中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此后,对高考改革和考试科学的理论研究开始引起高度重视。1982年11月,国家教委组织召开了首次高考科研讨论会,认为高考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四个:一是高校录取新生的自主权比较小,对专业特点兼顾不够;二是录取新生凭统考决定取舍,没有与考生在中学的学习成绩结合;三是不注意人才预测,招生计划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招生来源与毕业分配结合不紧密;四是由于考生多、录取少,就业困难,造成了考生间的激烈竞争,中学生对照高考科目分类安排学习,产生了偏科现象。这些问题作为政策问题,成为高考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人民教育》杂志于1984年围绕“现行高考分类、科目设置和计分比例存在哪些问题”“改革应该遵循什么原则”“提出当前可行的新方案”三个问题组织开展了关于高考改革的讨论,出现了一批理论研究成果。国家领导人对于高考的高度重视,学术界对于高考研究的持续推进,使得政策问题迅速聚焦,为此后的高考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决策参考。

  政策问题界定之后,就进入了政策修订或制定的过程。从高考同外部的关系来看,高考既受经济社会基础的制约,又反过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科技革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高考迎来改革的重大政策契机。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科学技术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确定了“着力创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目标。为此,中央成立了由胡耀邦、赵紫阳亲自主持的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在经历了11次修改之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于1985年5月正式颁布。该文件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上述关于高考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是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二是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文件提出“做好发展高等教育的总体规划和人才需求的中长期预测,切实改进招生计划工作,努力克服招生计划同国家远期和近期需要脱节的状况”;规定“不论哪类学生,都必须经过国家考试合格,由学校录取”,“改革大学招生的计划制度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决定实行国家计划招生、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三种办法。一系列高考改革随之启动。

  从政策执行上看,大的政策框架确定之后,就要拿出在行政上可行的具体方案。这次改革围绕高中会考和标准化考试两个关键环节,采取了相对稳妥的试点先行的做法。经国家教委批准,上海在1985年率先开始了高中会考试点,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单独命题考试和普通高校录取办法改革。同年,国家教委批准广东率先进行英语、数学的标准化考试试验,致力于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化考试。1989年,国家教委制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标准化实施规划》《关于试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对考试标准化和毕业会考做出了具体部署。高校录取新生时,不再以考生高考成绩为唯一依据,而是依据考生的相关科目选拔考试的成绩,参考高中会考成绩以及中学提供的考生所学选修课的成绩、参加各种课外兴趣小组与竞赛项目的表现和能力等,综合考虑,择优录取。1991年,国家教委颁布《高中毕业会考后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实施方案(试行)》,文件决定从当年开始,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进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逐步实现考试的标准化。1994年4月,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建立标准分数制度实施方案》,决定在广东、海南工作的基础上,扩大到部分有条件的省。1995年,除上海市继续进行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采用高中毕业会考后的高考科目组设置试验方案(俗称“3 2”方案)。

  这次高考改革从一系列政策试验到新高考制度的建立,适应了改革开放加速推进过程中对于高层次人才的需要,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出既稳妥又积极的特点。高考恢复之后各项政策渐趋成型和稳定,反映了高考改革从宏观到微观、从试点先行到政策推广、从单项改革到多元改革的不断深化历程,有关做法在今后的历次改革中都得到了沿用,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经验基础。通过这次改革,高考逐渐成为促进适龄青年自觉学习科学文化、造就更多的知识型劳动者的激励机制,而不再是“脑力劳动者的选拔赛”。但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看,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次改革既没有完全解决前文所提到的各类问题,也不可避免地附带产生一些新问题。随着经济社会持续进步,人民群众对于高考公平的诉求更加强烈,但这次高考改革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界对改革高考内容、高考形式的期待,只是发挥了精英教育的入口把关作用,无法满足越来越多的考生日益增长的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户口、身份等高考附属物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另一方面加剧了高考竞争的激烈程度。同时,高考选拔人才的标准往往限于对于基础知识和标准答案的掌握程度,而忽视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的培养,影响了学生的自我全面塑造,制约了整个教育系统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的改进。

二、高考改革2.0(1998—2009年):

扩招、高考科目设置与命题方式改革

  20世纪90年代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经济初现端倪,民族素质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教育显现出了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高考自然首当其冲,既成为众矢之的,又成为希望所在。90年代频繁的改革体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理想高考的追求,但也从侧面反衬出高考本身存在的问题之多。尤其是对于“一考定终身”、片面追求升学率、过度的应试教育倾向等问题,广为社会各界诟病。许多人认为,高考对中等教育教学的“指挥”已经渐渐偏离正确轨道,不仅造成片面教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学生知识结构缺失(尤其是非考试科目),而且带来学生偏科的问题。由此一度引起关于是否废除统一高考、是否增加考试机会、是否提高入学率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使得高考成为教育界百家争鸣的战场之一。同时,21世纪的中国靠什么支撑发展,知识经济时代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有什么样的期盼等一系列问题又摆在了决策者面前。为此,教育部于1998年12月制定《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提出“到2000年,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1%左右;到2010年,高等教育规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若干所高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相应地,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坚持改革,主动适应时代的特点及其对人才素质能力结构的要求,着力引导人才全面素质的提高和创新人才的培养,使高考的作用进一步完善。”该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校扩招政策的正式确立,从此开启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高考改革的最大政策环境,间接促成了高等学校的超常规扩招。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增长压力巨大。1998年11月,汤敏和左小蕾夫妇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建议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在这份被许多人认为是“大学扩招第一声”的建议书中,列出了扩招的五大理由:一是扩大高校招生每年可增加一千亿元左右的消费需求;二是扩大高校招生可部分缓解当前就业压力;三是通过挖潜与增加投资,我国现有大学有能力承担招生量增加一倍的任务;四是配合助学贷款系统,大部分群众愿意也能够承担全额学费;五是扩大高校招生对提高民族素质,加强我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力必将产生深远影响,建议很快被采纳。1999年6月初,朱镕基主持召开国务院总理办公会,决定大幅度扩大高校招生规模,并在6月15—20日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宣布。6月16日,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决定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年初扩招23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33.7万人,这样普通高等院校招生总人数达到153万,当年普通高等院校招生增幅达到42%。这一决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成为当年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教育政策之一。扩招使得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快速上升,2002年就达到了15%,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正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总体来看,这次大规模扩招主要还是中央决策层面审时度势“自上而下”做出的顶层设计。因为在此前关于考试招生的理论研究当中,并没有出现关于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的相关研究。虽然此后曾经一度出现是否应该大规模扩招的广泛争论,但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在这一时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无可争议地成为高等教育大国。

  此时,推进素质教育、克服应试教育倾向、扩招成为关键政策问题,新一轮高考改革顺势启动。《行动计划》提出:要从有利于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高等学校公平选拔合格人才、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和社会稳定的原则出发,进行高考科目、内容、方法和制度的改革试点,增加对学生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核分量,探索适合不同地区和学校特点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评价的方法和制度。1999年2月,教育部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揭开了这一时期高考改革的序幕,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高考科目设置改革,决定在全国推行“3 X”科目设置方案;二是高考内容改革,更加注重能力和素质的考查;三是高考形式的改革,探索统考以外的其他考试选拔形式;四是录取方式的改革,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实现招生录取管理的现代化。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要求每年举办两次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试点,鼓励有条件的省级人民政府进行多种形式的高考制度改革试验,扩大学校的招生自主权和考生的选择机会。当年,广东省试行“3+X”科目设置方案,考试内容向“宽”“综”方向发展。2001年,18个省市实行了“3+X”科目设置方案。其中上海、广东、河南“3+大综合+高等学校选择的一门科目”,其余省市实行“3+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2002年,高考科目设置改革全面深化,全国各省份均实行“3+X”科目设置方案,但不同省份科目设置的具体模式有所不同。“3 X”考试科目的改革,突出了对能力和综合素质的考查,充分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需求。2000年,春季高考先后在北京、上海、安徽、内蒙古试点,形成普通高校每年两次考试、两次招生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社会诟病已久的一考定终身的现象。2000年之前,高考一直实行全国一张卷。此后开始实施“统一高考,分省命题”的组织方式,越来越多的省份加入自主命题的行列。到2012年,全国共有16个省市试行自主命题,其余15个省区市采用国家统一命题,进一步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全国一张卷的命题格局,促进了命题方式的多样化。

  总体来看,这次高考改革对于推动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侧重综合能力、素质的考查,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应试教育倾向,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从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角度看,扩招使高等教育培养和造就高层次人才的甄选范围大大扩大。从量变质变的演变规律看,没有量的扩大,难有质的提升。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在《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中指出:中国力量正在上扬,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隐含在这种判断背后的是教育产生的裂变能量。在一组组各级各类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的数据背后,是国民素质得以跃升、个体创造力得以迸发并汇聚而成的国家软实力。其中,高考和大扩招功不可没。高校扩招作为在教育方面惠及民生的最大福祉,满足了公众对于高等教育的渴求,大学梦不再遥不可及。但是,诸如“3 1”方案、“三南”方案、“3 2”考试、“3 X”考试等调整,这些关于考试科目的组合,始终无法在消灭“应试教育”上有所作为。高考科目和命题方式改革,仍任重道远。

三、高考改革3.0(2010年至今):

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

  21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对于高水平教育、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高考作为一项国家教育考试制度,不仅关系到创新人才的培养、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且关系到社会公平的维护、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涉及宏大的社会利益再分配问题,关系到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向实体经济渗透,逐步演化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经济增长已从原来的高速进入到中高速阶段,面临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进一步凸显了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创新人才、破解科技瓶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与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间接促成了超常规扩招不同,在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教育事业提出了内涵发展和质量提升的要求,提出了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科技强国的要求。而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素质教育推进困难、创新型人才紧缺、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加分造假和违规招生现象时有发生等一系列问题,在这一时期叠加凸显。这就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健全完善互相配套的一系列考试招生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教育部于2010年正式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毛入学率由2009年的24.2%提高到2020年的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由2009年的9.9%提高到2020年的20%。对于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如何适应这一新的目标要求,《教育规划纲要》给出的设计是“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三大关键点,意在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克服“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推进素质教育实施和创新人才培养。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文件决定2015年起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的省份,改进考试内容和评分方式等系列改革举措,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成绩组成,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2014年9月,浙江、上海作为试点省份,先后发布深化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正式启动运行。北京、山东、海南、天津2017年也启动了新高考改革。截至2017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市自治区公布新高考方案。

  此次高考综合改革是近年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改革的实施必将对招生考试机构、高校、中学、考生等有关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尤为重要的是,这次高考改革体现了现代治理与传统管理理念的不同,更多的采取了教育部向省(区、市)放权和协商的形式,反映出我国高考正在从管理模式走向治理模式。在这种趋势之下,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传统角色发生了很大改变,这就使得招考分离、综合评价、扩大高校招录自主权等政策工具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体现“两依据一参考”要求,代表人才选拔的新模式,应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能否彻底扭转应试教育倾向,能否发挥高考对素质教育的引导作用,既取决于省级政府和高校的政策执行力,也取决于考生、家庭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理性选择。虽然新一轮高考改革赋予了学生更多的科目选择自主权,赋予了高校更多的人才选拔自主权,但仍然存在很多质疑的声音,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研究、去改革。如物理学科为何会受到冷落?各选课科目为什么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失衡问题?科目之间、两次考试之间是否等值?在政策设计上是否存在制度缺陷?又如何弥补这些缺陷?从上海、浙江的高考改革试点情况来看,因学生选学选考趋易避难而出现错位竞争问题,考生用“田忌赛马”策略选学选考,与最初的政策设计初衷出现背离,需要在今后的政策制定或修订中加以关注。

四、前瞻:

构建人民满意的高考制度

  总体上看,上述三次大的高考政策调整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特点,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政策问题,不同时期不同问题对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调整也是不一样的。从政策学的角度看,政策既体现需要,也引导需求,还满足需求,其中还有一个程度的问题,均是不可或缺的。解决问题的程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不可能超越当时的实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策主体对于政策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认识水平往往左右政策内容。因此,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构建人民满意的高考,必须推进高考的政策创新、实践创新、理论创新,使高考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1. 加快政策创新。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试招生制度体系,总体上符合国情,权威性和公平性得到社会认可,但正如前文所述,也还存在一些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我们看到,《教育规划纲要》等文件着眼于有关问题的解决,实现了政策理念上的创新,但政策项目、政策方案的设计还需要加快进度。政府在教育考试中应扮演宏观调控和服务的角色,通过政策、法律和资金宏观引导教育考试的发展方向,并为改进教育考试的质量提供所需的环境支持和服务。政策创新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既要从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目标倒推,厘清到时间节点、关键任务和主要举措,又要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顺推,研究明确破解难题的途径和办法。当然,还是要坚持政策试验的办法,先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和完善并适时调整,有效推动省级政府之间、高校之间的政策交流、政策模仿、政策借鉴。同时,在政策设计当中,选择特定的政策工具不仅是以解决政策问题为导向的,它还折射出政策参与者之间不同利益的博弈。因此,高考政策创新还需要政府、智库之外的社会力量参与,尤其是作为与高考政策紧密相关的家庭和个人,正在借助网络条件成为政策调整与改革的重要参与者,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多元治理条件下的政策创新模型,增强高考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公平性、合法性。这就要求决策部门、考试机构和高等学校依托公共平台,确保高考相关政策信息的及时、有效供给,并使公众意见得到公平表达、公开讨论的机会,从而妥善协调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为利益相关者增强相互理解提供条件,积累支持高考改革的社会资本。

  2. 加快实践创新。恢复高考以来的历次改革,基本上都采取了试点先行的方式,试点成功之后再面向全国推广,这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的“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却是一个很难得到解决的核心问题。在重人情、关系和面子,社会诚信体系还不完善的现实情况下,要保障社会公平,就不得不主要依据考试分数来录取。当前,要实现有效的实践创新,政府部门必须坚持简政放权、招考分离,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丰富和发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方式方法,把对高考分数的过度关注转移到选人育人上来,真正实现从“招分”到“招人”的转变。实际上,早在1980年,就有学者指出以总分划定录取线的弊端,“往往有些有特长单科分数很高、总分不够的考生未能被录取,而有些各科分数平平甚至主要学科分数偏低的却考上了重点大学。这不仅对选拔人才是一个漏洞,也会促使学生平均发展,或者把主要精力用于容易得分的学科上。”因此,有必要针对天赋异禀人才探索破格录取方式,切实解决高考分数对人才评价的过度依赖问题,实现个性化选拔。同时,建设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愿景,隐含着建设面向世界的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的要求,确有开发英文版高考试点并推广之必要。另外,当前还有几个关键实践问题需要关注:如何有效推动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的结合、如何有效实现学生与高校之间的双向选择、如何有效确保高校自主招生权放而不乱、如何有效提升社会监督的公平公正性等,都需要通过实践创新逐渐加以解决,从根本上打破教招考一体化格局。

  3. 加快理论创新。上述三次高考改革的背后,都有理论研究的重要支撑。因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会因时而异,所以高考理论研究应该根据不同时期发展面对的矛盾和问题不同而不断深化。当前,从宏观上看,高考面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教育与社会的矛盾、公平与质量的矛盾、全局与局部的矛盾四对矛盾。从微观上看,高考存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的矛盾、灵活多样与简便易行的矛盾、扩大自主与公平选才的矛盾、考出特色与经济高效的矛盾、统一考试与考察品行的矛盾、保持难度与减轻负担的矛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矛盾等八个方面的两难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矛盾,需要在高考改革发展问题上不断深化理论认识,从而揭示其内在规定性和本质属性。目前,高考制度对于选考的设计是基于个人的理性选择,忽略了个人既是作为社会关系存在、也是作为社会实体的存在的客观事实,对于个人意识形态会在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中做出非理性选择估计不足。因此,应针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新要求,形成对我国高考改革发展理念的精准概括和创新,体现对高考内部及其外部关系规律和阶段性特征的深度把握,以反映恢复高考制度以来考试内容、考试形式、评价方法等的新拓展,为今后高考的改革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从改革开放40年高考政策调整的经验来看,高考制度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和不断完善的过程。高考的每次改革总是在解决老问题之后又会出现新问题,有些是积重难返,有些是新情况,但始终坚持往前走,谋求问题的解决之道,实现了高考自身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从历史经验来看,要解决好新高考改革当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应该坚持人民满意的改革方向,坚持维护高考选育人才的核心价值。

 

  刘恩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青岛大学政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山东青岛 266071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8年第5期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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