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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了“中国版敦刻尔克”,毛泽东主席曾说不能忘记他

分享人:梢雁 来源:互联网 时间:2018-03-13 阅读:0

指挥了“中国版敦刻尔克”,毛泽东主席曾说不能忘记他

抗战初期民生公司轮船抢运设备和人员入川。

1937年底,叶圣陶带着家眷从武汉乘船入川,船至宜昌,一时没有买到继续前行的船票,无处落脚,他和家人住进了江轮改成的旅店。夜宿江轮,叶圣陶有感而发:“对岸山如金字塔,泊江轮作旅人家。故宫古物兵工械,并逐迁流顿水涯。”

诗中“如金字塔”的山,是与宜昌一江之隔的磨基山。磨基山下游约2公里处的十三码头,是长江中上游的分界点。以此为分界,下游是江汉平原,水面开阔,流势缓慢,上游则是三峡高山,航道狭窄,滩多浪急。正因如此,从下游驶来的轮船行至宜昌码头一律要停船,人和货物必须下船,换乘能穿越长江三峡和川江(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河段)航道的轮船,方可继续西行进入四川。

这一切,都让宜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长江咽喉”。可是,1937年底,这个关键的“咽喉”部位却逐渐开始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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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宜昌港口。

1937年11月中旬,淞沪战场失利,南京形势严峻,国民政府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一时之间,上海、南京等地的机关、团体、学校纷纷向后方撤退,长江上游的四川,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人流迁移的方向。

当时的中国飞机少得可怜,公路运输因为汽车少、公路少,运量有限,铁路更是被日军炸得七零八落,因此,长江航道成了向西入川最重要的“黄金水道”。

1937年底,人流、工厂物资、故宫文物,源源不断地来到宜昌。所有西迁入川的人员和物资不得不在此下船,等待换乘能够穿越三峡航道的船舶。可人多船少,像叶圣陶那样等待7天就能购得船票的,已经算是幸运,很多人等上半个月都无法上船。

幸运地买到甲板票的老舍,登上船后看到的场景是,“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一排候补员呢……”

显然,主城区只有2平方公里的宜昌城,早已人满为患。到了1938年10月,国民政府下令放弃武汉时,向西涌入宜昌的人流更是达到顶峰。“当时仅有10万多人口的小县城,流动人口最多时猛增到50万。”宜昌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史志专家朱复胜告诉记者。

和这些难民一起急需入川的,还有八九万吨大型设备、器材和军工物资——这些几乎是中国工业仅有的一点元气。

八九万吨,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按部就班地运输,至少要运一年多。

然而,此时的武汉已被国民政府放弃,宜昌与武汉的直线距离仅300公里,日军的飞机不停地飞临宜昌轰炸。谁也不知道,留给宜昌的抢运时间还有多少。

位于三峡入口处的宜昌,此刻成了关乎全中国命运的“咽喉”。而最要命的是,10月下旬的川江只剩下40天左右的中水期。40天后,长江上游就要进入长达4个多月的漫长枯水期——那时,长江水位下降足有20米,水位降低后大量处于深水中的礁石会进入浅水区,甚至成为明礁,这时不仅航行更加危险,而且稍大点的轮船都无法行驶,大型设备也就根本没法入川。这就意味着,所有滞留人员和物资必须赶在40天内运完。

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到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身上。

指挥了“中国版敦刻尔克”,毛泽东主席曾说不能忘记他

卢作孚幼年家境贫寒,但在1938年,他白手起家创办的民生公司已经是长江上游的航运龙头,他本人也被誉为“中国船王”。船王卢作孚最终完成了这次大撤退的指挥任务。当日军进入宜昌这座鄂西重镇时,看到的是一座空城。

经过宜昌大撤退转运至大后方的无数人员和物资,成了中国抗战最终胜利的坚强后盾。据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抗战期间全国械弹有三分之二是在重庆制造的。

宜昌大撤退之后一年多,法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发生了。这次世界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撤退行动,用9天时间把33万盟军撤至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英国。由此,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宜昌大撤退称为“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谈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过,实业界有四个人不能忘记,卢作孚就是其中之一。

卢作孚如何成为“中国船王”?他指挥宜昌大撤退的“法宝”是什么?他和民生公司在大撤退中又经历了哪些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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