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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军轻型轰炸机都炸了?抗战时期军统敌占区锄奸行动碎片

分享人:口红 来源:互联网 时间:2018-03-13 阅读:0

注:网络上关于军统的组织和活动,特别是军统在淞沪地区的活动著述颇多。在此,本文不再赘述,重点叙述军统在华中和华北地区的敌后锄奸行动。转帖请注明。
参考书目:《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邓葆光著)、《文史资料选辑》第86辑以及相关人员回忆文章。
一、军统在武汉地区的锄奸行动
武汉区系戴笠亲自筹建的一个军统外勤地下工作区。1938年武汉会战激战正酣,戴笠即指示唐新迅速筹建武汉工作站,作潜伏准备,并任命唐新为站长。其后,戴笠认为站级编制与武汉作为华中重要城市的地位不相称,便将武汉站升格为武汉区,以武汉为中心,联系周边湘鄂赣皖地区,任命中共叛徒李果谌为区长,唐新(兼任区书记)、宋岳为副区长。武汉区下辖特一、特二、汉一、汉二、汉预、武一、武预、汉阳、反间等9个工作组,汉口、武昌等2个行动大队,以及电讯总台,编制员额总计214人。此外还有区直属工作员41人、待命潜伏人员43人、掩护机关34处。其规模之大,在沦陷区仅次于上海。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戴奉蒋介石之命,配合武汉警备司令部对武汉实行“反资敌大破坏”。是年10月初,戴笠率领王鲁翘、郭斌等亲自赶至武汉,经过研究策划,指定湖北站站长朱若愚具体负责执行,由军统掩护机关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赵世瑞,军统分子)协助,并从军统临澧训练班抽调经过爆破训练的学员100人参加。10月25日10时,爆破行动人员对汉阳兵工厂、汉口码头以及各处桥梁等共计69处目标设施进行了同时爆破破坏。
1939年冬,因李果谌指责其司机姜连文、勤务兵丁树修违反秘密工作纪律,生活奢靡颓废,表示要将二人送回后方予以组织纪律惩处。姜连文、丁树修二人怀恨在心,即由丁树修向日军汉口宪兵队密报,并带领日本宪兵在珞珈碑路13号特设的地窖内起获手榴弹2箱、手枪17支、冲锋枪6支、子弹5800余发、汽油8桶。同时,日本宪兵和海军陆战队迅速包围法租界。12月17日夜,日本宪兵在法租界巡捕的配合下,在军统武汉区区本部所在地——洞庭街立兴大楼4楼捕获李果谌。由于军统人员横向联系较多,日军顺藤摸瓜,又在首善里、西贡街、三德里等处连续捕获武昌行动大队大队长杜矾以及行动员曾宪秋、张春蕙、周伟英、万德浩、徐韫韬、曹师灿、汪应云等多名成员,并当场查获电台和密码本若干。副区长唐新、宋岳等事前闻风,惊慌失措之下,竟在未通过应急渠道发出警示的情况下即匆忙逃离武汉。

李果谌曾于1925年入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步科,同期中国学员共有24人,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汤恩伯。巧合的是,捕获李果谌的日军汉口宪兵队特高课长伍岛茂也是李果谌在士官学校的同班同学。李果谌被捕后,由于这一层关系,伍岛茂对李果谌颇为优待,并在不久后即将其释出,亲自设宴款待,企图诱降。而李果谌其后的命运就是一笔糊涂账了,一说为李果谌将计就计,诈降日军,并于其后架设电台与军统恢复联系;另一说为李果谌确实叛国投敌了。无论如何,目前确有实据可查的是,根据唐新、朱若愚的报告,军统在内部报告中白纸黑字认定李果谌系“叛逆”。1941年7月6日晚,第九战区军统“便衣混城队”袭击杨林山时,乱枪将李果谌打死。
武汉区遭受重大破坏后,戴笠命唐新继任区长,将区本部转移至郊区,并对保存下来的成员逐一审查。为精实队伍,唐新将原有行动人员精简合编为行动一队,以武昌近郊为根据地;同时在西凉咀开办了一个速成训练班,吸收36名高中毕业生进行培训,结业后编为行动二队,以汉阳近郊为根据地。

经过组织整顿,按照戴笠的指示,唐新迅速提交了一份拟定多时的锄奸计划,计划对伪湖北省长何佩镕实施“制裁”。根据唐新的计划,区直属通讯员张修文成功打入担任伪湖北省政府机关警卫的伪警察大队,并通过关系运作,不久即升任大队长。其后,为配合张修文,唐新又指派行动员王志坚、赵云卿、李玉清、刘慎之4人先后打入伪警察大队。计划待何佩镕召集伪省府高级人员开会时,由张修文调派王志坚、赵云卿、李玉清、刘慎之等4人同时执勤,寻机冲入会议室将包括何佩镕在内的伪省府要员“一锅端”。
正当计划加紧准备之际,1940年5月3日上午,行动一队行动人员在汉口特三区一德里打死了伪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张若柏,其后又于16日在汉口花楼街洋台子击毙伪湖北省高等法院院长唐炳炎。连遭袭击的日伪此次反应迅速,周边的日伪军警立即对军统行动人员展开围捕。在撤退过程中担任掩护任务的行动员许兴辉负伤被捕,随后行动队交通员常满仓、朱建和也相继被捕。由于许兴辉与王志坚系临澧训练班同学,平时往来密切,而常满仓与李玉清也系旧友。这一次,唐新反应迅速,为避免王志坚、李玉清二人身份暴露,即于当日将二人从伪警察大队撤出。但唐新历时一年筹划的锄奸行动计划也正式宣告失败。戴笠获悉后,对唐新嘉勉了一番,认为唐新处置果断,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同时,戴笠也要求武汉区加大锄奸工作力度,“震慑日伪”。随后,武汉区连续组织了两次锄奸行动,分别于是年10月4日、12月10日击毙伪中国银行总裁戴秉清和伪汉口市社会局长杨辉庭。

1940年底,同上海区一样,在对汉奸进行暗杀的同时,根据戴笠的指示,武汉区将行动重点转向了对日军的袭击。不过与上海区随机刺杀日军下级官兵的盲动相比,武汉区对日军的袭击大多经过周密策划,有明确的目标指向。在这一点上,唐新比陈恭澍要高明和理智得多。
1940年11月,武汉区计划对驻守蔡甸的日军警备队(分队级)进行袭击。11月下旬,已升任行动二队副队长的王志坚开始派出行动员伪装为小贩、乞丐等,对蔡甸日军警备队驻地进行连续观察,经过连续10天的观察,基本摸清了日军的兵力布置、活动规律。12月14日,王志坚分批派出行动员进入蔡甸街口对面的掩护机关“昶记油坊”潜伏。12月16日凌晨,行动员李崧荪伪装为商人从“昶记油坊”走出,进入蔡甸街口,待街口哨位的日军哨兵上前检查时,随行的两名行动员立即从布袋中掏出隐藏的汤姆森冲锋枪连续射击,将3名日军哨兵当场击毙。以枪声为号,潜伏在“昶记油坊”的行动员立即冲出,共同向位于街口的日军警备队队部投掷手榴弹,当场炸死日军8人。乘日军陷入慌乱之机,行动人员立即后撤,并由新沟方向安全撤出。
同日夜,行动一队由副队长赵云卿率领行动员何忠炳、雷玉卿乘船偷渡至武昌八铺街日军宪兵队驻地,待日军熄灯就寝后,行动人员分别从前后门向室内连续投掷手榴弹8枚。室内日军突遭袭击,裸身持枪从房内冲出,即遭伏于暗处的赵云卿使用汤姆森冲锋枪扫射,4人当场被打倒。赵云卿随后带领行动员安全撤出。
进入1941年以后,武汉区又连续组织了多次针对日军的小规模袭击行动:
1月21日,行动二队崔民哲、朴载锡、崔英子3人(均为朝鲜籍)在汉口花楼街使用菜刀将日军少佐田梅次郎砍死;
2月18日,行动二队于英男、连胜等5人在汉口得胜街袭击日军随军慰安所“鹤鸣庄”,击毙日军3人(大尉、中尉、伍长各1人);

2月25日晚9时,行动一队组长阎英才率行动员5人袭击汉口三星街日军宪兵队,投掷手榴弹5枚,炸死日军7人。宪兵队旁为“东和戏院”,观众闻声四散,行动人员趁机混入人流安全撤出;
3月2日,行动二队李化民等3人化装为小贩,携手榴弹混入汉口中山路新市场,向行进中的一个日军小队投弹,当场毙伤日军17人;
4月16日,行动一队赵云卿率领行动员2人,在汉阳显正街,当场击毙日本特务分室主任植树岩藏中佐;
4月19日,行动一队打入汉口王家墩敌机场充任苦力班长的王经国,寻机将炸药、纵火器材偷运进机场,并藏匿于机场医疗所内。行动当日,王掩护行动人员李青明进入机场,趁日军午餐时,纵火烧毁日军油库1座、炸毁川崎98式轻型轰炸机2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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