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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特朗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意在促进环境管制政策

分享人:juakey 来源:互联网 时间:2018-10-09 15:34:53 阅读:0

导读

“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开始就诞生于谎言之中,它的真实身份是违背诺贝尔本人意愿的瑞典中央银行奖,最初是一些技术官僚为从内部颠覆经济学的诡计,并在许多关键时刻用奖项本身为其政治图谋背书(本案中是在特朗普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后,给促进环境管制的政治企图背书)。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推

最新获奖者促环境管制

文/罗蒂莫西·特勒尔

Timothy D.Terrel

译:禅心云起

 

今天,201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出第50届获奖者,耶鲁大学威廉·诺德豪斯和纽约大学的保罗·罗默。尽管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可能会在诺德豪斯和罗默工作中的某些方面找到共同点,例如罗默对经济学中“数学滥用的批评,但奥派学者对于今年奖项的得主并未赞誉有加。

 

这两位经济学家都认为要扩张国家的作用。罗默以建议政府投资研发并借专利法促进经济增长的观点而闻名。诺德豪斯则认为政府应该采取行动阻止气候的不利变化。他并非一名主张“零碳增长”的狂热分子——他反对彻底阻止全球变暖的政策,表示考虑到气候政策带来的成本,允许全球气温上升2.3 摄氏度是最优的。诺德豪斯正确批评了一些气候研究使用了不适当的贴现率。但诺德豪斯也是对全球变暖科学怀疑论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且主张将全球普遍征收的碳税作为其气候政策建议的核心。


碳税和碳排放量限制(例如“限额和交易”)都是以有问题的假设为起点的。尤其是,排放税假定政府能够知道生产过程相对污者边际成本之间的差异,以及生产过程相对其他所有人边际成本之间的差异开征这个税种可以弥补这一差异,并诱导污染者将其污染控制到最佳水平。由于对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并不会停滞不前,因此差异将不断变化——适当的税收也如此。同样的,排放量上限假定政府可以知道污染达到哪一个数量时,每个人的边际成本等于每个人的边际收益(污染的“收益”主要是制造污染活动的产品)。政府不靠收税改变价格而是规定排污数量来进行干预。


通过“限额与交易”政策,政府给污染物创造了行政许可,并允许那些发现减排代价太高的排污者从那些发现这样做代价较低的排污者那里购买行政许可。这是一种市场机制,但始于一种不可靠的假设,即政府知道市场上应该许可多大数量。气候变化等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带来好处和代价,这种知识就不得不包含某些惊人的超前眼光。

 

可以肯定的是,两者都避免了代价极可能更高的短视方法,也即让政府决定应该使用哪项具体的减排技术,或者通过补贴鼓励哪一种控制技术而非另一种控制技术。然而,诺德豪斯也建议政府支持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认为自由市场将对具有正外部性的技术投资不足。


他相信自己建议的政策,例如城市植树补贴,除了带来气候效益以外,还会为社会创造效益。这个想法是:树木可能是一个有效的碳储库——谁不喜欢城市中心的混凝土钢筋堆中有更多绿化呢?

 

这些政策被称为“不后悔”政策,可我们再次陷入同样的知识问题。我们怎么知道植树所耗费的资源,不能以另一种给人类生活带来更大好处的方式得到利用呢?靠政治决定的计划而不是市场的分散秩序来引导资源,价格体系所提供的信息就被抛在一边。

 

自由个体的优先考虑被搁置,以政治人物想象的最佳状态取而代之。可是,更多的城市绿化,可能意味着更少的度假资金、更少的教育基金、更少的癌症研究资源,或者对气候变化更少的应对措施(或以上同时发生)。“不后悔”政策很容易成为让我们事后倍感后悔的政策。

 

即使我们假设这些巨大的问题都不存在,环境政策也不会摆脱困境、一帆风顺。如果我们想要设计一种方法,让准确的科学数据及自由市场的信息,不知怎么就能得到收集并立即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以及不断更新),我们也不能相信这些政策不会成为政策制定者野心(那种和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野心)的工具。

 

事实证明,将个人的优先选项换下,让政策制定者心中对社会最优的选项顶上,也许是过分乐观的。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环境政策会用于气候改善,而不会用于推动连任或催生官僚体制的帝国?碳税是否真的不会设置的高于“最优水平”,从而给那些与煤炭或石油竞争的行业甜头?一些加速节能灯泡使用的补贴或监管要求,是否会成为某些企业提高利润、避免市场份额损失的策略?

 

最后,正如穆瑞·罗斯巴德在他的论文《法律、财产权和空气污染》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效率目标本身就是一种被引入政策提案却往往缺少说明或证明的伦理规范。像诺德豪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在声称为了提高效率而应该剥夺或转移财产权时,抨击了基于人类自由的伦理体系。可为什么效率(无论如何构想它)应该取代自由,又为什么外部性应该优于所有其他考虑而被内部化呢?这就是罗斯巴德的有力质疑。

 

将诺贝尔奖授予诺德豪斯和罗默,鼓励人们重新关注“市场失灵”。正如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贾斯汀·沃尔弗斯在推特上所说的那样,“将诺德豪斯和罗默配对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都指出了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一切都与市场失灵有关。放任不管,市场将产生太多污染(诺德豪斯)和太少创意(罗默)。”

 

但自由市场已成为带来清洁技术和新兴创意的最强力量之一。创新、财富创造和身体更健康的人,都会在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地区找到。不幸的是,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忽视了国家的核心问题——带来污染和贫困的政府失败。


马克·桑顿(Mark Thornton)点评

 

瑞典皇家学院用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了明确的政治声明。该奖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它对于气候变化的可怕警告后次日推出,试图强调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诺德豪斯强调气候变化如何具有显著的经济成本。罗默强调政府刺激的研发和技术如何被利用于解决气候变化等问题,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他们都认为政府政策才是关键。

 

这里的问题是我们所知道的和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所知道的是,在人类出现之前,气候数十亿年来一直在变化。我们知道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气候还将继续发生变化。我们所不知道的的是导致各种变化的原因,变化的方向是什么,以及这种变化对人类和经济是好还是坏。我们当然不知道如何控制气候,我们徒劳做出了一些努力,如电动汽车和碳税,对气候变化影响不大,代价十分高昂。随着特朗普总统放松环境管制,并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今年的奖项应被视为该学院反特朗普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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